冠亚体育:张伯苓与重庆南开,重庆南开中学的抗战记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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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有一所全国闻名的南开大学,重庆有一所知名的南开中学。如果把南开系列学校看成一个大家庭,天津的是大哥哥,重庆的是小弟弟。

整个“二战”期间,日军对中国文教事业的破坏极大。自战争爆发以来,中国多所高等学府遭到日军轰炸,同济、南开、复旦等名校均未幸免。但侵略者的炮火没有炸跨教育家们保存华夏文脉坚持办学的意志,由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创办的重庆南开中学就是其中之一。
重庆南开中学校办公楼门前,张伯苓先生的雕像静静矗立。每天下午3点,无论学业多么繁忙,同学们都会按照学校要求离开教室进行体育锻炼,北教学楼的同学就会经过张伯苓雕像前往操场。
学校党委副书记冉孟凯告诉记者,每日午后3点体育锻炼是对张校长办学理念的继承。“张校长提出用教育改善学生体质,立志去除当时‘愚弱贫散私’的‘五病’,保留和传承中华文化,这是很大的贡献。”
张伯苓出身北洋水师学堂,时值甲午中日战争惨败,他深感丧权辱国之痛,决心转向教育救国。重庆南开中学创办于1936年,是南开系列学校之一。当时,华北形势危急,天津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决定在四川设南开分校。分校选址重庆沙坪坝区,取校名为南渝中学。
1937年,天津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被日机炸毁,“为了表示南开生命之延续,以及不屈之决心”,张伯苓在校董会的建议下,于1938年将南渝中学更名为私立重庆南开中学。
冉孟凯说,张校长认为国家不振和民族灾难源于“五病”,尤其是国贫体弱,国民身体素质如不增强,难以抗击外敌,所以对体育教学十分重视。
重庆南开中学校史资料记载,早在办学初期,学校缺少体育设施设备,张伯苓就用两张木椅搭着鸡毛掸子教学生们跳高。他曾说“教育里没了体育,教育就不完全!”学校每年举行运动会,当时南开学生体育成绩出众,曾在篮球比赛战胜过当时的大学队,还在垒球比赛里与美军对阵。
学校长期号召学生锻炼,让战乱中的学生多了不少乐趣,而且在关键时刻让一些学生得以死里逃生。
重庆南开中学41级学生邹含福回忆到:“一次轰炸中,我和班里的体育委员周文龙一起沿着河滩跑向防空洞。快到洞口时,炸弹就在我们身后爆炸了,当时我们都吓傻了,周文龙趴在我的前面,他的脚就抵着我的头,看着后面20米左右全是焦土,心里暗自庆幸,今天要跑慢点小命就没了。”
冉孟凯说,自建校以来,重庆南开中学就因爱国和教学质量高而闻名。抗战期间及结束后,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华莱士等政要多次光临南开中学。建校以来来,重庆南开中学毕业生中有20余位国家和省部级领导,有33位院士,包括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周光召,中国工程院原院长朱光亚,着名经济学家吴敬琏、茅于轼等。

天津的大哥哥——天津南开大学创办于1919年,恰好是一战刚结束时。创作办人是张伯苓。

张伯苓原来是北洋水师的见习军官,因目睹了甲午战败后“国帜三易”的悲愤一幕,立志教育救国。于是弃武从教,在严修家馆讲授新学。1904年10月,与严修合办新式私立中学堂。1907年,学堂迁往天津城南开洼,称为“南开中学”。

这就是最早的南开学校。随后,1919年,创办南开大学。又创办了南开女子中学,成立了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(后改称南开经济研究所)。他们都是南开大家庭的一员。

1931年“九一八事变”后,华北形势危急。1933年,日军攻占热河,继而攻占长城各口,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后不支,被迫与日军签订了《塘沽协定》。日本在天津驻军,天津成为前线,一旦形势有变,天津南开各校将有可能不保。

张伯苓于是决定到内地建分校,一旦战争爆发,就即刻把学校迁往内地。他亲自考察,最后选定了重庆,看中了重庆郊外的一块地——沙坪坝。

1936年2月,校长即派天津南开中学主任喻传鉴及严伯符、宋挚民来重庆筹备设校。1936年9月11日,重庆私立南渝中学正式开学上课。最初打算取名为重庆南开中学,由于当时教育部规定,私立学校不准设立分校,于是起名为南渝中学,取南开与重庆相结合之意。

重庆的南渝中学开学还不到一年,“七七事变”爆发了。7月28至30日,天津南开各校遭到了日军的野蛮轰炸,建筑几乎全部被毁,校园成了一片焦土。天津南开各校开始其流亡生活。

张伯苓逃了出来,住到重庆的南渝。南京的报纸上也刊出广告,宣布有条件离开天津的南开男、女中学生,可以到重庆去继续学业。“南渝中学”随后改名“南开中学”,以示其生命之延续。

重庆南开中学在校学生1938年秋达到1472人(至1945年秋达1900人)。这在当时是相当大的规模。战前天津的南开各校(大学、中学、女中、小学)学生加起来大约是3000人。

陪都时期,国难时期,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,然文明不可绝,教育尤不可偏废。最有远见的教育家、政治家为这个国家保存读书的种子,留待日后的复兴。

南开大学在流亡过程中,与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。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——在这么差的条件下,从1938-1946年,九届才毕业了3343名学生(最少的两届只有二百余人),数量不多,差不多快到了“楚虽三户”境地(冯友兰作“西南联大校歌”有“便一城三户,壮怀难折”一句),然而却造就了战后中国最重要的一批人才,是后来中国科学院、北京大学等学术机构的领军大将。“千秋耻,终当雪;中兴业,须人杰。”战时的西南联大,是一个单薄的杠杆支架,却撬动了中国科学技术和诸多领域触及世界的前沿。

“津南村”——这个名字提示着他们从哪里来,也意味着他们要到哪里去。在国破家亡的绝境中,他们有着“漫卷诗书喜欲狂”的信念。张伯苓等一批了不起的教育家们心念于兹,重庆的南开中学,昆明的西南联大,那些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苦苦支撑着的优秀教育机构,中华文明得此而弦歌不辍。

1946年3月,张伯苓离开津南村去美国访问。1948年11月,他请辞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一职,回到了津南村,住了一年半。蒋介石和蒋经国都来过津南村,请他去台湾,而他却放不下南开。1950年5月,张伯苓离开津南村,8个月后,1951年2月,在天津去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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